西安伊斯兰文化简介（一）

    伊斯兰教是当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伊斯兰史学家的观点是：伊斯兰教可追溯到远古的“易卜拉欣”（亚伯拉罕）时代，即公元前1700年，当时先知易卜拉欣及其儿子们受天启而建造了位于今天沙特阿拉伯王国麦加禁地的“克尔白”天房。公元七世纪初，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位者在阿拉伯半岛把这种宗教发扬光大，其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公元610-632年）、四大哈里发时代（公元632-661年）、伊斯兰王朝时代（公元661-1281年）、奥斯曼帝国时代（公元1281-1922年）

    先知穆罕默德生平（公元571-632年）

    公元五世纪至七世纪初，整个阿拉伯半岛笼罩在混乱的社会秩序之中，各部落之间血腥杀戮，多神崇拜、偶像膜礼、酗酒行色、弑杀女婴等社会恶疾普遍流行，巫师、卜士大行其道。这个时期被史学家称为“阿拉伯的蒙昧时代”。

    先知穆罕默德出生前，一些有识之士，对这些丑恶现象深恶而痛绝之，他们开始追寻“易卜拉欣”的宗教，以期拯救宗教道德，这些人被世人尊称为“哈尼夫”（意即崇信正道者）。到穆罕默德青少年时期，“哈尼夫”们的宗教思想非常深刻地影响着他，为他以后传播伊斯兰教打下了理论基础。

    公元571年，先知穆罕默德生于麦加古莱什哈希姆贵族家庭，幼年父母双亡，由其祖父抚养长大，25岁时受佣于麦加富孀赫蒂彻，后娶赫蒂彻为妻。婚后的他并未沉浸于富足的享乐之中，而是热衷于主持公道、探究真理、思考宇宙与人生的奥秘，这种性格的品德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麦加人都称誉他为“艾敏”（意即诚实的人）。40岁时（即公元610年）在麦加城外“希拉”山洞静思时，第一次接受安拉的启示，从此开始传播真主安拉的宗教—伊斯兰教。公元622年，由于受到麦加贵族的迫害，先知穆罕默德率领他的追随者迁徙到北部城市麦地那，并很快在那里建立起了一种新秩序——“乌玛”（宗教公社），他籍天启完善宗教礼仪、实现社会改革，并制定了一系列的宗教制度。史学家们把迁徙年（公元622年）定为伊斯兰教纪元年。

    先知穆罕默德为巩固麦地那政权，先后同麦加贵族进行了著名的“白德尔”战役、“伍侯德”战役和“壕沟之战”，不但打击了麦加贵族的锐气，而且由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公元628年率众（1400人迁士和辅士）在朝觐季节前往麦加，遭到麦加人阻拦，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彼此休战十年，史称“侯德比亚”协议。它标志着麦加人第一次承认了先知穆罕默德和穆斯林的合法地位，对伊斯兰教的未来，对所有阿拉伯人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先知穆罕默德向周围地区和国家派遣使节传播伊斯兰教，先后有也门、巴林、阿曼、埃及、叙利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等地的酋长或国王归顺了伊斯兰教，并于630-631年之间派使团到麦地那觐见先知，表示他们对这位政治和宗教领袖的忠顺，这一年史称“代表团之年”。

    同年元月，先知穆罕默德率众一万多人，浩浩荡荡进发麦加，麦加执政者在大势所迫下皈依伊斯兰教，麦加城和平解放。穆圣进入麦加后，清除了天房“克尔白”内多神教徒所供奉的偶像，并进一步确定天房为“禁地”（HARAAM），成为今后穆斯林礼拜的方向和完成朝觐功课的重要场所之一。他在那里逗留15天后返回麦地那。

    公元632年，穆圣率十万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赴麦加朝觐，故称“辞朝”。他在“阿拉法特”山上发表了著名的辞朝演说：“众人啊！静听我的话，每个穆斯林都是其他任何地方穆斯林的兄弟，你们不得侵占他们的财产…真主安拉完美了他的宗教，完成了对穆斯林的恩惠…”

    公元632年6月8日，穆圣在麦地那溘然长逝，享年63岁。

    穆罕默德是真主安拉向人类派遣的最后一位先知和使者，被称为“封印的使者”。在他短暂辉煌的一生中，把向来散漫不羁的阿拉伯人团结起来，使它变成一个坚强的民族；他所传播的一神宗教——伊斯兰教，已成为全世界十六亿人民的共同信仰和生活准则，真主启示于他，而由他传达的一部经典——《古兰经》，这部经典被视为集科学、哲学和神学为一体的升华表现。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已有1300年历史，我国共有十个少数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回族、东乡族、撒拉族、保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塔塔尔族、塔吉克族。集中分布于我国西北部，并在云南、河南、河北、北京等地也有相当数量的穆斯林人口，在我国各地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群体。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后经宋、元、明、清、民国，经历了地方化和民族化的过程。

    至于伊斯兰教何时传入中国，学者们众说纷纭，迄无定论，约有五、六种观点，民间普遍认同的说法是唐贞观初年或二年（公元628年）：清人徐珂在其《清裨类钞》中提到穆圣之母舅翰葛思等人由上海到广州“……携经卷已传圣教，度其时当在唐贞观初年”；而史学界确认的时间是根据《旧唐书》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唐朝贡，并以此年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年。

    阿拉伯哈里发王朝和大唐王朝在当时是两个非常强盛的帝国，两国间自古就有友好通商的关系，中国古时称之为“大食”国。伊斯兰教成规模成气候地传入中国，主要有三个途径：

    第一：陆上丝绸之路，当时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带着香料、珠宝、银器、象牙、犀角等珍稀商品来到长安，换回丝绸、瓷器、药材等。

    第二：海上丝绸之路，当时的通商口岸有广州、扬州、泉州、杭州、宁波等地。大批胡商蕃贾涌入这些沿海城市淘金、旅游、求学。他们通常聚居一处，形成“蕃坊”，久居华夏，并于当地妇女通婚，繁衍后嗣，保留了伊斯兰教的传统习俗。

    第三：“安史之乱”，唐肃宗皇帝向大食国（阿拔斯王朝）借兵平叛，西京收复后，肃宗准许大食兵世居华夏。据史书记载：长安城胡兵蕃客四千余人，朝廷遣使归国，皆不愿回去，皇上恩准留居，遂发俸禄。或授职封官，或置田购宅，成为唐臣。这些人留居中国，与当地妇女通婚嫁娶，改奉伊斯兰教，繁衍后代，并把伊斯兰教的风俗礼教保留下来。

    在宋朝时，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几个小王国战争连年不休而被中断，海上贸易更加繁荣，胡商蕃贾，云集华夏，穆斯林群体日渐扩大，他们采用一坊一寺形式，在全国各地的聚居区逐渐建立起清真寺，并把这种形式延续至今。

    元代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军队大举西征，其孙旭烈兀攻陷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建立伊尔汗王国。同时又发兵南下，攻占中原，忽必烈定都燕京，完成统一大业。在攻占中原的战争中，调集大批被征服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组成“西域亲军”。战争结束后，这些军士留居下来与汉人、维吾尔人、蒙古人等通婚繁衍。元朝政府还把一些有工艺技能的西域军士派往内地和沿海传授技术，这一时期是民族大融合、大移植、大迁徙的时期，中国、中亚和西亚都在蒙元的大统治之下，边界开放，陆地丝绸之路又畅通无阻，来华的蕃客这时不仅是商人，还有学者、传教士、手工业者和旅行家，甚至达官贵族也慕名而来。他们把灿烂辉煌的伊斯兰文化如天文、历法、文学、诗歌、医学、算术等一同带入中国。

    元朝的穆斯林被称为色目人，是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的贵族阶层，因他们对蒙元王朝收复中原，建业立国，功绩卓越。许多人被封爵加官，风光一时，如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其后三代世袭为官。

    元末明初，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渐突出，色目人积极加入到了朱元璋的反元农民起义行列，他起用了许多色目人将领，为他征战江山，为建立政权立下了汉马功劳，但他又疑这些色目人日后强大难以驾驭，于是在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朱元璋颁布告示：蒙古色目人现居中国，允许与中国汉人缔结婚姻，不许与本族同类自相婚嫁。朱元璋为统一中国而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一方面主观上加快了色目人的华化进程，另一方面客观上大大增加了穆斯林的人口数量。在其后的300年时间里，一个具有本地化的特殊民族——“回族”逐渐发展成型了。这也是伊斯兰教自唐初至明末，由根植到发展，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必然结果。

    清王朝建立后，满清贵族对伊斯兰教和回族加倍歧视，被视为“先代遗留，家风土俗”、“甘为异类”之“鄙薄之徒”。在清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全国各地兴起反清复明运动激活了各族人民的反抗情绪。 甘肃的米刺印、丁国栋，首先举兵起事，辗转两年，并得到了维族人民的响应。之后有苏四十三和田五领导的陕甘萨拉回族起义斗争，上述两次起义都被清王朝残酷的镇压了。从此，满清政府视伊斯兰教为大敌，愈加迫害打击。

    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也带动了回族、撒拉族和维吾尔族人民的反清斗志；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汉、彝、白各族起义以及新疆各民族武装起义等等。虽然这些起义都带有宗教色彩，但根本上是反封建，反民族压迫的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配合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给满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在清政府的高压政策下，伊斯兰教本身趋于禁锢，为了给统治者以表象，在某些宗教礼仪和习俗上被迫加以修改或隐蔽，甚至借用佛、道教的形式，这样便形成了更具有中国传统特点的伊斯兰教。可以说，满清时代是中国伊斯兰教黑暗悲惨的时期。

    民国初期，孙中山先生提出“五族共和”。但之后不久，蒋介石窃取革命成果，各地军阀割据，宗教信仰代替了民族问题，不承认回族是一个少数民族，宣扬大汉族主义，有意突出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对立，侮辱诋毁伊斯兰教，侮教事件层出不穷，恶意制造民族矛盾和教派纠纷，导致相互仇杀。

    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伊斯兰教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倡导新学，兴办学校，重视学术文化研究，加强宗教文化交流，创立宗教社团，创办发行伊斯兰教典籍和刊物等等。新中国建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民族宗教政策的贯彻落实，中国的伊斯兰教在华夏大地上迎来了生机盎然的春天。

    回族是伴随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生根、传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西安回族的由来大致有四种途径。

   （一）、汉唐以来，长安就是连接东西方交通的大动脉“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特别是在盛唐时期，长安城既是唐王朝的国都，又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城市，西亚、中亚各国使节、商人、传教士、留学生等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

    据中国史书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阿拉伯哈里发派遣使节来长安朝贡，与唐通好，此年被史学家认为是中国与阿拉伯正式缔结交往之始，也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起始年。

    在此后的近一百五十年时间里，阿拉伯使节被派遣于唐都者达三十七次之多，人数已超四千余人。时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的李三有这样描述：“胡客留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命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将停其给。”（《资治通鉴》卷232《唐记》贞元三年条）。当时唐朝欲将这四千胡客遣返回国，遭到了强烈反对，无一人愿归。唐皇网开一面，遂安排他们做了京城禁卫军的亲兵，留居长安。

    另外，来自阿拉伯、波斯和中亚的胡商藩客，在长安城繁华的“两市”里流连忘返，乐此不彼，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久居华夏，并与当地汉族妇女通婚、繁衍后嗣，生生不息。他们便是西安回族来源最早的祖先。

   （二）、唐代“安史之乱”期间，唐肃宗皇帝曾借兵大食国，帮助平叛，当时的大食国（阿拉伯）哈里发阿蒲茶拂接受唐皇求兵请援，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畏兀完人组成的援军平息叛乱，待京城收复后，唐皇念其平叛有功准许他们留住京城，赏赐宅田，允许同中国女子通婚。据史书记载：唐王朝还特为他们敕建清真寺一座。这些留居长安的大食士兵，也是西安回族的来源之一。

   （三）、约在七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数目不详）因逃避阿拉伯伍麦叶王朝的政治迫害，向东迁徙来到中国北方各地，这些人擅长牲畜贸易，逐做起经纪人生意，俗称“牙客”，这批什叶派穆斯林久居长安，逐渐融入当地社会。迄今，西安回坊仍保留有“马牙家”、“牛牙家”的传统称谓。

   （四）、唐代来长安的“昭武九姓”胡人是西安回族的另一个来源。“昭武九姓”是指古代中亚的九个小国（康、安、曹、石、末、何、史、火寻、戊化）移民长安，“九姓”人氏原不信仰伊斯兰教，到八世纪中叶，这些小国先后被阿拉伯阿巴斯王朝所征服，遂改信伊斯兰教。“九姓胡人”迁居长安历史悠久，迁徙移民时间较长，虽经历世代繁衍，仍保留了较明显的历史痕迹，如西安近郊原回族聚居区的地名有康村、史家湾、米家崖、南何村、北何村、东西曹里村等。另外，西安回坊中安、石、米、何等姓氏，均为大姓。这在其他地方不多见。

    以上为西安回族“四来源”之说，而真正形成“回回民族”则是宋元之后的事了。

    宋代，由于西夏掌控河西走廊，切断了“丝绸之路”。阿拉伯、波斯、中亚等地区穆斯林商人因贸易受阻而滞留中原者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他们开始“依寺而居，依坊而商”，形成寺坊概念，据史学家分析，大致在北宋晚期和南宋初期，西安回族逐渐形成，而聚居的区域，则在长安城内西北偶，即今西安城内回坊范围。

    元代，蒙古军大举西征，铁蹄踏遍西域诸国，成吉思汗的孙子在阿拔斯王朝的土地上建立了伊尔汗王国，同时，在攻占中原的过程中，大量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被征入伍，组成“西域亲军”。战争结束后，这些军士被调往中原，戍边屯田。其特点是“上马则战斗，下马则屯田牧养”。另外，在蒙古军中的“探马赤军”有不少穆斯林包括蒙古族穆斯林军士服役。随着战争结束和社会逐步稳定，这些“探马赤军”奉命随地入社与编民等（《元史》卷九三《食贷志》）。然而，陕西关中一带穆斯林人口剧增，广阔分布于京兆、延安、凤翔、栎阳（临潼、泾阳、终南、长安）和渭南等地，主要从事农垦劳动。因此，元代关中农业屯田事业不断扩大发展，与穆斯林农垦劳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至今流传于回坊群众中的谚语“八百里秦川八百里回田”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回族与陕西这块黄土地的历史渊源。

    至明代，陕西回族人口进一步扩大，明王朝出于对西部边疆的安全考虑，把大量原居于河西走廊的穆斯林人口（回族）迁往陕西、河南等中原地区，这些人被称为“入附回回”。（在西安回族中，还有一部分如刘氏、海氏、金氏、贾氏等大户大姓）

    明中晚期，不少省外回族相继迁入西安，其中部分人家如刘氏、金氏、贾氏、穆氏、童氏、谷氏等大户大姓。据传由江苏南京水西门（地名）集体迁移到西安。海氏人家由海南迁入西安，白氏、丁氏等人家则由河南迁入西安。这些大姓人家定居西安后，繁衍发展，成为西安回族中的老户。

    明末清初，随着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陕西兴起和发展，陕西焉然成为穆斯林宗教文化中心，加之穆斯林人口众多，宗教气氛浓厚，大小清真寺遍布关中各县城，“相传建有清真寺八百座，号称八百坊”。仅西安城内就有七座清真寺（实际为八座）划为十三坊。

    另外，在西安城外四周，还有回民聚居村庄七十余个，寺坊六十四个，与城内回族聚居区楚赵相接，互为照应，至此“围寺而居、依坊而商”的“寺坊”居住理念与格局业已完成。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繁衍发展，西安本地回族人口已达四万之多。

    清末民初，有少量外省回族陆续迁入西安，他们最早居住于城东满人居住的“满城”里的街巷里（今省政府办公地周围）。三十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河南籍、山东籍、河北籍回族穆斯林涌入西安，躲避战争，其中以河南籍回族居多，聚居于城东（今新城区），迄今人口愈一万人，习惯称之为“河南坊”或“东头回回”，是西安回族人口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陕西全省回族人口约十二万人，其中西安市回族64216人，而世居西安的本土回族人口约3.2万。占全市回族人口的50.8%。